美媒探访毛坦厂中学:世上最可怕的考试达人

美媒探访毛坦厂中学:世上最可怕的考试达人

时间:2020-01-09 05:45 作者:admin 点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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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6月,大批学生离开学校赶赴考场的前一天晚上,我又到了毛坦厂。几十盏飘动的孔明灯照亮了黑暗的天空,它们发出空灵的橙色光芒,越升越高,犹如一个象征着希望的星座。我循迹找到了孔明灯升空的地方,那是学校侧门附近的一片空地,一些考生的家人点燃了浸过油的布团。热气把孔明灯带离地面,人们的祈求声也变得更响亮。“请让我的儿子上分数线!”一位母亲吟诵着。

明亮的孔明灯顺利地升上夜空,考生的家人们欢呼雀跃。但其中一盏被电线缠住,放飞这盏灯的母亲看起来深受打击—按照当地的说法,这是个恶兆,预示着她孩子的高考分数会“过不了线”。

尽管这座镇子将备考转变成了死记硬背和不断重复的机械程序,但是毛坦厂仍然充斥着走投无路之际产生的迷信和风俗。许多学生都有某种“护身符”,比如红色内衣(人们认为红衣服很吉利)、安踏牌的鞋子(对勾形的商标让人联想起正确答案),或者从学校大门外的商贩那里买到的“健脑”茶包。镇上最畅销的营养品是“脑清新”和“六个核桃”(核桃之所以被认为可以增进脑力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形状像大脑)。杨维的父母好像并没有特别迷信,但是他们愿意支付很高的租金,就为了住得离神树及树下大约三尺高的香灰近一些。杨维复述了一句当地的说法,“不拜树,考不出。”

就在巷子里,距离杨维的房间不远处,我见到一位算命先生。他坐在凳子上,穿着并不合身的条纹西装,身旁是一面帆布的图。只需要花20块,他就可以帮你预测未来:婚姻、子嗣、生死,当然还有高考成绩。“这阵子生意不错,”他尴尬地笑着说。一名身穿花格毛衣、留着毛泽东式发型的年长男子观察着我们的对话,他就是退休的化学老师杨启明(音)。他告诉我,自己见证了毛坦厂中学从一所贫穷的学校,膨胀成今天这种巨大规模的全过程。在他1980年加入教师队伍时,这里还只有800名学生,而在这所中学壮大的同时,多数乡村学校都在萎缩,因而这种转变殊为惊人。尽管如此,他对死记硬背造成的压抑效果仍然颇有怨言。“总是这样学习,娃娃们的脑子都僵掉了,”他说。“他们知道怎么应付考试,可是不会独立思考。”

那天晚上,毛坦厂几乎所有人都在做最后的祈求。两名身穿校服的女孩跪着爬上了长长的台阶,一直挪到毛泽东像前,每走一步都要叩首,仿佛是在求皇帝开恩。在神树前,有数十名家长和孩子祈福。他们点燃最后的几柱“状元香”,而那堆炽热的香灰还会继续烧一整夜。走过街角,停着几十辆大巴车,准备第二天早上送毛坦厂的一万多名考生赶赴考场。它们的车牌尾号都是8—这在中国被认为是最幸运的数字。

不过杨维并没有感觉多么幸运。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,不再讲关于篮球的笑话,也没有提希望能在上海碰头的堂兄。杨维的母亲也离开了。她的焦虑开始让杨维感到紧张而烦躁,所以他问能不能在考前的最后几周,让爷爷接替母亲。现在,只剩最后一天了,杨维除了学习没时间做任何事。经过许多年不懈的努力,他疲倦地总结道:“我快要完蛋了。”

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,杨维的父母就驾车从跃进村的家中赶来,准备接上儿子把他送到在六安市里考点附近租到的房间。前一晚我住在镇外的一家宾馆里,所以他们也邀请我一同前去毛坦厂。我们乘坐着平时用来运桃的面包车,一路颠簸。这辆面包车外满是泥浆,后排也没有座位。我坐在杨维的父亲摆在载货区的木制椅子上,椅子并没有固定。杨维的父亲飞快地开车摆来摆去,他的母亲焦虑地陷入沉寂,我连人带椅子也滑来滑去。他则一直在谈自己在田里种植的加州桃—他把这种桃子称作“大爱”。

第七页:拼尽全力考上了二本校 而落榜同学选择打工

为了提高孩子在高考中金榜题名的机会,来到毛坦厂居住的近万名家长几乎什么事都愿意做。很多母亲像林佳敏这样,缺乏正规的教育。然而最热心地执行一些不成文的规定的,也正是她们,比如禁止毛坦厂居民在学生们睡觉的时间看电视、洗衣服或碗碟。几年前镇上曾经开了一所网吧。由于可能会分散学生们的精力,母亲们帮助学校进行了抵制,最终迫使网吧关门。杨维的成绩下滑时,妈妈没收了他的手机,还让他一直学习到深夜,自己就坐在他身旁做带有蝴蝶和鱼图案的十字绣拖鞋。白天,林佳敏会卡着时间做饭,好让开饭刚好赶上课间,这样儿子狼吞虎咽时就不会浪费一点点的学习时间。“我们得把事情做全了,”林佳敏说。“不然就总是会怪自己。”

我们进入毛坦厂镇时是凌晨5点,但是母亲们已经把神树围了里三层外三层。她们点燃的香束燃起滚烫的火苗,积起厚厚的香灰堆,让我们几乎无法挤过去,继续前往杨维的出租房。他的母亲点了几支香,把它们插进灰里,前后晃动着脑袋,口中念念有词。她旁边的一名妇女在烟雾中轻轻晃动一袋鸡蛋—由于形状像脑袋,鸡蛋被当做智力的象征。

母亲来敲窗户的时候,杨维刚刚醒来。他的行李已经在前一天晚上收拾好了—一小袋衣服、一大袋书—但爷爷显得很焦急。他原本想早点出发,避开镇上将会阻塞交通的数以百计的车辆。不过,他的焦躁还有另一层原因:有人—学校的管理人员?或者是邻居?—警告过他,和我说话将使他惹上麻烦。一年前,毛坦厂在中国媒体上大肆宣扬自己的成功,如今它却想变低调一点,正如中国谚语所说,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。到了这个时候,爷爷用颤抖的声音请我离开。于是我与这家人告别,然后远远地看着他们挤进面包车,踏上了送杨维高考的最后一段旅程。他们经过的时候,杨维的父亲快速按响了一声喇叭。

三小时后,上午8时08分整,第一队大巴驶出了毛坦厂中学的大门,穿过由加油打气的家长和镇民所组成的人群。过去,这支队伍行进时会伴随着轰鸣的鼓声和鞭炮声。今年,根据学校要求,这种送考方式取消了。但有些习俗仍然得以保留:头车的司机属马。这不仅代表着当年的生肖,而且还讨了中国谚语“马到成功”的彩头。当天结束的时候,毛坦厂会空空如也,里面既没有学生和家长,也没了以他们为收入来源的店主。

数周后,高考成绩公布了,我给杨维打了电话。最后一次见面之后,我一直担心他会在考试中失利—那么我的出现也得承担一部分责任。可是,杨维听起来挺兴奋。他的分数远远超过了在最后那段时间里的模拟测试中所取得的成绩。尽管他的得分还没有高到能够进入上海的一类大学的程度—那是他曾经的梦想—但是却能让他进入安徽的一所最好的二类大学。虽然毕业后能否找到工作,目前还说不准,不过他非常渴望了解毛坦厂以外的世界,当然还有他狭隘的学校教育之外的天地。“我在那里学的是理科,但其实我喜欢艺术、音乐、写作,这些更有创意的东西,”他告诉我。“我想有很多同学跟我一样,除了参加高考,对别的东西知之甚少。”有件事情他是知道的:他的命运将与父母在大爱农场上的生活截然不同。